博士墙
公德墙
村里的小学
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
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
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
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
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
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
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
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
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
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1
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
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
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
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
“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
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
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
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
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
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
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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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
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
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
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
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
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
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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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
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
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
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
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
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
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
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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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
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
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
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
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
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
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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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
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
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
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
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
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
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
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
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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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
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
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
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
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
“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
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
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
“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
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
“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
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
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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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
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
“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
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
“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
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
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
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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