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华斋主
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善于创造历史文明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收藏历史文明及其载体的民族。一旦收藏成为一种交易活动，就势必出现古玩艺术品市场。
唐代画家兼绘画理论家张彦远（815—907年），在《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从6世纪北齐至9世纪盛唐时期许多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价格，如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名家屏风市价值金2万，次者1.5万。这说明早在公元六世纪北齐时，中国就出现了书画市场。
五代时期，西蜀出现了专门以卖画为业的画商，以后又出现了专售字画古玩的店铺。两宋时期，都城汴梁、临安等繁华地区字画铺林立，茶肆酒楼插花挂画以招徕顾客。可以说至少在宋代，民间收藏“骨董”艺术品的活动就已经蔚然成风。
骨董，即古董。旧《辞源》载：“骨董，故物也，亦称骨董，谓即古铜音转。韩驹诗：‘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这就是骨董一词的来历。韩驹（1080～1135）乃是宋代 出生于四川仁寿的江西诗派诗人兼诗论家。韩驹的这首诗也表明他也是一个骨董艺术品的收藏家。
骨董是什么意思？陈重远先生在《古玩谈旧文》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到：“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其实，骨董就是古玩。清乾隆以前叫骨董，后来演化为古董和古玩。陈重远先生考证，以北京琉璃厂为代表的古玩市场是清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的。
那么，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古玩市场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具体时间固然难于考证，但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清代末期，成都的古玩市场已经颇具规模，古玩业业已成为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波及大江南北、省外各地。
清末民初，数十家古玩商铺集中在市中心会府的几条街上，计有“宝瑞源”（以经营珠宝著名）、“效古山房”、 “庆丰斋”、“子林斋”、“默生斋”、“永泉斋”、“博古斋”、“润书斋”、“平泉斋”、 “古宝斋”、“复旦金石社”等，其中，以位于白丝街的“鉴古斋”最为著名。
宣统年间，“鉴古斋”善于经营，在古玩业内享有“卖一件吃一年”，“不怕不开盘，开盘吃一年”的赞誉。各个古玩艺术品商铺收藏、经营的品种琳琅满目：金石玉珠、瓷杂木雕、书画古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店主多为鉴赏古玩艺术品的行家里手，经营各有侧重，鉴定各有绝活。
古玩业的兴起，波及成都周边，连地处成都边陲的邛崃县也开起了好几家古玩店，主要集中在城西大街一带。民国初期，最有名的当属古玩商戴学三在新牌坊街开的古玩商铺。戴氏的店铺与成都市区的大古玩商铺一样，除在当街的门面上陈设一些比较普通的古玩外，在店后的内堂还专门布置了雅座，接待购买高档古玩的大顾客。
清末民初，数十家古玩商铺集中在市中心会府的几条街上
成都古玩市场的兴隆显然与民间收藏活动的火热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社会上层人士中就有相当多的军政官员、商贾贤达、文人学士喜爱收藏。例如，军阀刘文辉、王瓒绪、唐式遵就热衷于各种古玩、文物的收藏，刘、王二人还专门委任了“文物副官”，王瓒绪的文物副官竟是中国著名国画艺术家陈子庄先生；唐式遵甚至将收集的瓷片用来装饰自家的公馆。四川大学中文系严实甫教授、华西大学的医生杨枝高既乐于收藏邛窑瓷器，还乐于业余考古；在四川邛窑的发现史上，杨先生竟然是“亲身前往调查（邛窑）并能及时写出比较详细的报道的第一人”。著名的古琴演奏家王华德先生，不仅收藏了慈禧的古琴老师张莲芳的包括北宋十三制的古琴在内的三张古琴，而且还拥有“大唐咸通二年雷威制”的“雷公琴”。不少学校、私人书斋、公馆盛行创办博物馆，华西博物馆专门开设了邛窑陶瓷的陈列室，位于成都五世同堂街的希成博物馆和古金文物陈列馆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博物馆。
达官贵人的收藏讲究阳春白雪，平民百姓则是喜而藏之，不论档次，即使是下里巴人，也收而藏之。当然多数收藏者还是以古玩交易为谋生存、求赚钱的手段。
清末民初，邛窑十方堂古瓷窑遗址因为洪水泛滥，常常冲出一些陶瓷器物来。精美的器物被“不差钱”的款爷们收购了，留下了陶瓷残片，也成为平民百姓的枪手货。据史料记载：“至残碎瓷片，有购归嵌饰庐宇，每斤售洋三角。有彩色及图案者，倍其值。”一斤邛窑瓷片三角，是什么概念？须知，当时一个富人家庭的老妈子一天的工钱还不到一角。换言之，那时，三角钱可以购买十几个鸡蛋或一斤多猪肉。
清末民初因为收藏活动的繁盛，古玩行业的兴起，继而就有了指导人们鉴定、收藏的书刊。现在见之最早的是，宣统元年出版的《说成都》（即《成都通览》一书，书中不仅收集了怎样鉴定铜器、瓷器、美石、砚台、玉器等的内容，而且还揭露了古玩造假的伎俩。那时，人们把走眼买赝品讥笑为喝“全兴（新）大曲（屈）”。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成都是大后方，适应抗战经济的客观需要，成都古玩市场依然存在。当时许多知名社会贤达、文人学士云集成都，常常光顾古玩商铺，如于佑任、齐白石、张大千、谢无量、余中英、张采芹、冯灌父等均是各大古玩商铺的常客。于佑任、齐白石等为一些商铺题写匾牌，更多的画家为古玩老板留下了墨宝。
“宝瑞源”就是晚清诗人、学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在清道光庚子年（1840年）为当时颇有规模的成都珠宝玉器商号撰写的牌匾。而“宝瑞源”至今仍是一个经营珠宝玉器的大型公司。
如同国宝极文物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是从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走进故宫博物院，从而，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卓越贡献一样，国有四川省文物总店顾问、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常务顾问，被人们称之为文物“神眼、被郭沫若尊为“一字师”的乔德光先生，也是为国寻宝和保护文物的佼佼者！
乔德光先生13岁便到成都古玩行学徒，由于勤奋好学悟性高，古玩艺术品鉴赏能力提高很快，19岁那年便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古玩店铺“古宝斋”。1950年至1952年这段时间，贺龙元帅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常驻成都。贺龙元帅亦喜好收藏古玩字画。贺龙元帅所收藏的不少珍贵艺术品得到了乔德光先生的帮助。从1954年，被委任为成都人民商场古玩业的负责人，再到参与筹建四川省文物商店并长期担任四川省文物总店的业务负责人，乔德光先生依靠自身数十年打拼历练造就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古玩鉴定经验，满腔热情地为国家收购、征集和抢救了大批名家书画、古籍碑帖、珠宝玉器、陶瓷铜器、金石杂件等艺术瑰宝。因此，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乔老先生便成为全国文物鉴藏界中所赞“南乔北李”中的一员（“李”指北京文物商店“古宝斋”经理李孟冬先生）。
在成都鉴藏界流传着不少乔老先生慧眼识珠，为国觅宝的佳话：1978年的夏天，乔老冒着酷暑，收购碑帖、拓片。突然，他发现碑帖、拓片中裹着一幅旧画，乔老一眼便确定为徐悲鸿的真迹《奔马图》。在场的同事将信将疑。这件徐悲鸿的真迹《奔马图》，后来又经国家文物局北京鉴定小组专家鉴定确为徐氏真迹，定为外销文物。
次年，这幅画被一位外国贵宾以10万元的高价购走，从而，为国家赚取了一大笔外汇。须知，当时的十万人民币是可以购回三十台日本丰田汽车的！
还有一次，一位外地来客向四川文物总店出售一个“板指”。这件玉“板指”全身纯绿，色泽鲜亮，清润透澈，质地上乘。买者要价六千元。在场的工作人员拿不准，经乔老最后拍板收下了。同事们为此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六千元可不是小数目。那时，文物总店一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四十块钱哩！收下这枚“扳指”乔老悠然自得地抽起了叶子烟。此后不久，经上海市文物商店一位行家鉴定后，给出了三万元的估价。在同事们的眼里，乔老是在为国家找宝，而他本身就是一个宝”！
2002年，乔老先生深知自己不久将告别人世，为了让更多的文物艺术品能得到有效保护，并为世人所鉴赏，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一生省衣缩食所珍收集珍藏的200多件古玩艺术品全部捐赠给了新都杨升庵博物馆。乔老先生捐赠给国家的这批文物，包括了历代瓷器、名家书画、碑帖印章、带钩杂件等，其中战国、汉、唐时期的精美铜镜竟达100面之多。有关部门对乔老先生所捐赠的藏品进行估价，价值高达1500万元以上。乔老先生的高风亮节的确是成都古玩艺术品收藏界人士学习的榜样！
乔德光向新都杨升庵博物馆捐赠战国铜镜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玩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仅仅是局限于各级国有的古物总店和国家外贸出口的业务，真正的古玩市场的形成，还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只有零星的古旧文物在会府等旧货市场出现，随著民众自发的古玩交易规模的扩大，在猛追湾游泳池自发地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古玩市场，后来市场又转移到如今的人民公园（即二仙庵），此时，市场不仅地摊众多，而且，也出现较多的古玩店铺，再后，成都古玩市场逐步扩大，先后出现杜甫草堂古玩市场和古玩城，送仙桥古玩艺术城、成都文物古玩市场和成都草堂西市古玩城、成都锦绣工场古玩城等，市场规模空前扩大，数量空前增多，对于成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扩大就业，促进旅游，满足民众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成都文物古玩市场
送仙桥古玩艺术城
成都锦绣工场古玩城
回顾成都古玩市场的逸闻、趣事，老朽认为，中国古玩艺术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需求，要人为禁锢这个市场的发展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827202335@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文章链接：https://www.eztwang.com/dongtai/134637.html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