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世界经济大危机
货币，关乎家国存亡。
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气氛正浓，金融保卫战却倏然爆发，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狙击港元，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下果断入市干预，最终令贼人铩羽而归。
战后来看双方“兵力对比”：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背靠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后援，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国际炒家主力索罗斯基金约400亿美元，加上其他帮手，市场估计总额700亿至800亿美元左右。
实力相差悬殊，可国际游资依然选择主动出击，不仅因为他们此前横扫东南亚未尝一败，最大的底气还是源于70年前，在同一片国度上也曾发生过一场相同的货币战争，而那一次华夏大地满盘皆输，这场战争叫白银风潮。
索罗斯（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家好，我是白了发。由白银风潮引发的货币战争并不是起于一朝一夕，它的起因和过程都极为复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场世界闻名的大危机。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拉开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经济危机的序幕，称“三十年代大危机”，随后罗斯福取代胡佛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被称为罗斯福新政，进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最终避免了美国走上法西斯道路。
上述内容是初高中历史课程的必考重点。但教科书里没有说过，中国也同样深受这场危机的影响，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源型危机不同，民国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列强祸水东引导致的输入型危机。
在大名鼎鼎的罗斯福新政中，有一项叫做《白银购买法案》的政策，正是通过它，罗斯福这位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在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收益后，却将本应由受益者承担的制度成本转移了出去。而这只连北美列强都镇不住的魔物，必将在已是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上掀起一场滔天骇浪。
1929年太平洋东岸正处水深火热之际，已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却看似是“这边风景独好”，1927年至1937年在当时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国家发展欣欣向荣，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皆取得发展和突破。
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所谓“黄金十年”不过是一场谎言，是买办和地主阶级们赚的盆满钵满的十年，在这看似美好的幻境里，实际情况是诸多国民经济命脉被掌握在列强手中，例如煤矿业，1936年帝国主义控制的煤产量达2222万吨，超出全国煤产量一半；石油、电力行业被日美等国家垄断；烟草行业被英美等国垄断，就连看似中国最拿手的纺织业，资金和产品也远落后于外资纺纱厂。
民国黄金十年幻境（图片来源于网络）
白银风潮前的民国内忧
而在1928年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自从成立民国政府后，他在经济领域一直在筹备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就是统一币制，后来改作法币改革。
为什么法币改革这么重要呢，两个原因。
一、货币主权不在自己手上。截至1932年国际金本位崩溃前夕，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白银使用大国，但不是一个产银国，直白点说，民国的货币主权实际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以至于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统一货币之铸造权与纸币之发行权，使外国货币不得充斥于国内市场”。
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土市场上怎么会充斥大量外国货币？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现状使然。补充一个古代交易的常识，在古装电视剧里经常会看到主角买东西都是大手笔丢出两三个银元宝，店家看一眼就直接揣衣兜里了。但真实场景却十分麻烦，由于官银主要用于贮藏，私人不能擅自使用，而碎银的重量又大小不一，所以那时上街买卖东西每人都要带一杆秤，买进卖出都要用它来称。
这种交易极其繁琐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外商来中国投资或者置业的操作方法都是直接把国外的大条银运进中国，他们无需经过中国造币厂铸币，只要熔化成元宝就可以直接当成钱用了。
为什么外商敢这么肆无忌惮，没办法，中国国力太弱了。控制货币就意味着列强可以在中国培育自己的爪牙，民国初年的老百姓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不是要保卫国家，而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当兵要忠于国家和主义,只知道忠于给他们衣食的上级，列强和野心家从而利用民众的这个特性以达到割据企图，所以民国政府无法主导本国货币是当时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之一。
二，军费开销太大了。自宁汉合流、两次北伐战争和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各党派和军阀表面上服从了南京政府的统治，但这些人在关键时刻依然把“将能而君命有所不受”的作风发扬到极致。1927年宁汉合流前，老蒋就曾暗地里指示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两人一阵扭捏后就给拒绝了，拿出的理由特别识大局：主张宁汉合作。但真正原因是：一、此前蒋介石在徐州被孙传芳一击即溃，党内威信尽失，为甩锅还杀了名将王天培；二、桂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兵员上就地取材，南京政府手太短了，指挥不动。在宁汉合流之后，李宗仁和何应钦又再次背刺校长，使后者在四面楚歌中被迫辞职，这也是蒋介石人生中的第一次下野。
透过上述种种事迹，老蒋见识到这些兵油子见风使舵的功力，虽然通过与宋家联姻攀附上英美势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重回了南京大舞台，但他心里清楚，下一次自己还有没有这好运气就难说了。
于是重新站在权力之巅的蒋介石开始大力排除异己，既然要比拳头，那就干脆就把暴力机器开到极致，于是我们就看到国民党政府军费开支膨胀，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孙子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钱，就是支撑军队运转的血液。
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公布的报告，军费开支从1928年的2.1亿元增加到1931年的3.04亿元，上升了50%，1933年又增加到了3.73亿元，而这三年的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分别为50.8%、44.5%和48.5%。军费膨胀的结果就是财政开支空前严重，由1928年的赤字1亿元，增加到1931年的1.3亿元，又增加到1933年的1.96亿元。
军阀混战（图片来源于网络）
至此，在白银风潮即将给中国带来无尽长夜前的落日余晖中，国际形势，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的英美列强迫切地想寻找危机宣泄口；国内形势，是货币主权的丧失和过大的军费开销让刚完成合并的民国政府捉襟见肘。
内忧外患下，货币战争即将在华夏大地上徐徐揭开帷幕！山雨欲来风满楼，哎，近代中国这悲催的百年历程呐。
第一次进攻，祸水引华夏！
来看看列强的两次出招吧。
列强的第一次出击是有施法前提的，还记得之前说过中国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体系具有外生性吗，即民国政府实行的是银本位，却不是产银国。相比于金本位，银本位有一个致命点，就是银的价格很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美洲多处发现大型银矿，白银产量激增。二，截至三十年代国际金本位崩溃前夕，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白银使用大国，其他国家甚至连越南和印度都已确立了金本位。
这两个因素导致银在国际上的资本地位迅速下降，从而开启了其价值下跌的过程，注意，这里说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银的价值下跌是客观规律，是不可逆的；但价格是可以操纵的，是可以被国际利益集团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银价也是后来美国在这场货币战争的主要武器。
金价稳定而银价不稳，表现在除中国外的其他主要国家中，白银已经成为了普通商品，列强与内外不法商人继而可以通过控制银价来操纵民国经济，攫取在华利益。
以上千丝万缕，最后都可收拢为一束，即中国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与当时世界主流货币体系产生了严重割裂，最终导致民国政府无力控制货币，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其受制于国际银价的变化。
见时机已到，列强于是放了围困民国经济的第一把火——货币贬值。贬值起源于“金贵银贱”，也称白银风潮的第一阶段，时间跨度是1929年末至1932年，世界白银价格暴跌至一半以上。具体可参考以下数据：一元中国银币在1928年时值美元、日元和法郎的数字分别为0.46、0.99、22.37；1929年时则为0.42、0.90、16.61；到了1930年则为0.30、0.60、7.62；而到了1931年则为0.22、0.45、5.65。可见下降的速度和趋势十分明显，在风潮发生初期每日变动更是十分剧烈。
白银风潮初期的银价迅速下降是与其价值趋势相匹配的，除了前文讲述的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1929年那场赫赫有名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了，导致的通货紧缩使得黄金购买力迅速上升，进而引发了世界金本位的崩溃，这背后的逻辑关系与42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出一辙，这在我们今后的系列中会提到，这里暂且不表。
金本位的崩溃结果就是各国开始大量囤积并且限制兑付黄金，而中国作为银本位国家，迅速成为了大量以金为币的国家运银来华获取黄金的极佳市场，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市场。
银价迅速下跌、白银大量流入，这铸造了民国货币贬值的温床，客观来看，货币贬值实际上对国内经济是祸福参半的。
首先是帮助了中国的工商业和制造业，货币对外贬值意味着国内货物价格，因此国内外贸易可以抵消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状态下西方商品倾销带来的后果，这从上海在三十年代初极具代表性的商品机制棉布、棉纱及其它机制洋式货物的出口大增中可以得到证明；此外当时日本是金本位国，日元币值上升导致日本人在青岛设立的商号无人问津，反倒是中国国产商品在青岛大受欢迎。
而此前令老蒋颇为头疼的军费开支也因为流通白银激增而得到改善，国内的大量游资迫切寻找收益预期稳定的资产，这为民国政府发行公债提供了契机。1932这一年里，民国发行了七亿元多的国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在1927年至1931年的五年里，国民政府拢共才发行了十亿元的国内债券，将近二十亿元的债券收入化解了国民政府严重的军费负担。
民国公债（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济形势日上，财政赤字缓解，也难怪民国有底气自诩为黄金十年。但银价下跌却已经在为白银风潮的第二阶段埋下了隐患，首先是大量资金开始涌入房地产行业，据美商普益房地产公司统计，仅1931年上海一地就有300多家房地产企业，这迅速推升了房地产泡沫。
银价下跌虽然提高了国内商品的竞争力，但反过来也让许多进口商品腾贵，民众生活成本骤升。由于军阀混战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如大米、面粉、鸡蛋等许多生活必需品是需要依靠国外进口来弥补这块空缺的；另外当时老百姓晚上点灯需要的火油等照明燃料也是日常必备，但这些商品都被外国公司垄断，只能依靠进口。
总体来看，白银风潮的第一阶段对中国而言是互有攻守，直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驶入1931年，这一年除了发生我们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外，还爆发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江淮大水，前者让中国失去了东北三省和与之相伴的国内市场，后者让武汉至长江下游均受其害，除了让华中粮仓成为一片汪洋外，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的航道也被切断，长三角在长江流域市场的商品市场几乎被全部封闭。紧接着是1932年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投资者都对中国市场失去了信心。
收割！列强合围
而这一切都被豺狼虎豹瞧在眼里，在被折磨了三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看到了祸水东引的可能性。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在迟滞三年之后，终于跨过了茫茫太平洋来到已历经风霜的中国跟前。
谈一谈这次货币战争的最大操盘手美国吧。
美国本身就是产银大国，同时控制着世界银产地南美洲的大部分银矿，时至今日，墨西哥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来看一组数据吧，20年代末，世界白银产量的32%为美国生产，而墨西哥也生产了32%；此外加拿大银产量的34%、秘鲁的87%、中美洲的89%和智利的83%均为美国资本，美国拢共控制了世界银产量的66%。因此白银风潮前期的银价下跌显然损害了一大批美国银矿主的利益，加上当时美国参众两院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是白银派议员，这就决定了美国需要为“白银做点事情”。
白银风潮的第二波攻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浮出水面，以1932年前后为界，白银风潮随即进入第二阶段，时间跨度是1933年至1935年。针对中国经济的收割组合拳如疾风骤雨般卷杀而来：
美国部分人士以抬高银价可以提升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购买力为幌子，于1933年7月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签订了《白银协议》，要求签署协议各国在国际市场上停售、限售白银。
同年罗斯福签署的黄金法令生效，规定停止美元兑换黄金，限制黄金出口，实际上是美国明牌向全世界宣布放弃了金本位；并且通过了托马斯修正案，赋予了美国总统处置白银的权力。
1934年6月通过《白银购买法案》，美国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白银买主，两个月后又宣布白银国有令，在全国收购现存白银，进而推动世界银价进一步上升。
至此，美国在政策面完成了对中国白银狙击的合围。
从1934年7月开始，各大外国银行开始大量将此前囤积在中国用于投资的白银运出中国，抛向世界白银市场用以获利。8月21号，仅汇丰银行一家外国银行就从上海运走了1150万元的白银，其他外国银行也争相恐后作运送中国白银的主力，唯恐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
以上海为例，1934年初外商还有存银2.75亿万元，到年底仅为5400万元，仅为年初五分之一，当年的中国白银外流量是历史上白银外流最高年份1907年的五倍。
另外日本也是此次白银风潮中出运中国白银的主力，其利用在华银行、甚至不惜通过走私来大量对外运送白银，鉴于此时中日已经开战，日本此举除了获利外，也有扰乱中国金融秩序之目的。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由中国运往日本去者现银约三千万元；日本报刊《东京日日新闻》也承认：从1935年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输出的白银约有1.44亿日元，而日本每年产白银仅1000万日元。
而趁机发国难财的国贼也不在少数，厦门奸商曾燕成等人开设了永德等商号专门从事走私，1935年又合组为福安公司，在台湾洋行的保护下进行走私活动，每月走私出口白银价值10余万元。
20世纪30年代，国际主流国家已经确立金本位（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以白银为核心的中国货币体系而言，白银不仅是可以流通的货币，也是经济赖以运行的资本，如此大规模的白银流出，导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国内物价急速下跌，但由于世界银价上升，中国银元相对外币升值，本来就竞争力堪忧的国内商品出口更加困难，前两年还欣欣向荣的国内手工制造业在顷刻间陷入衰败，大批工商业者破产。
根据中国征信所统计，1935年上半年上海商号就倒闭了220余家，改组了890余家；下半年中秋节前后的九天里又倒闭了160余家。上海每月平均企业破产率从1933年的17.83家，到1934年的30.50家，并增至1935年的41.67家。如此大规模的破产浪潮将巨大的国内市场拱手让了出来，进而被列强所倾销的商品所填补，以此缓和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矛盾。
此外日本人还暗中组织群体，向本就银根奇缺的各地银行申请白银兑付，由此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银行挤兑，白银浪潮进而演化成金融信用危机。
列强招招致命，中国不得不接招，但他们并没有展现出70年后香港金融保卫战时中央政府的魄力，更要命的是，民国政府最开始的策略构想居然是与列强谈条件。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在会上表态十分愿意配合美国白银派参议员毕德门关于提高世界银价的主张。其后任者孔祥熙虽然转变了对美国白银政策的态度，但也仅仅是给罗斯福总统打了一个电话：“啊，我们当时签订白银协议是有条件的！你们要考虑中国的困境，不要再让国际银价上涨了！”这个举动毫无意外没有得到回应。
眼见形势继续恶化，1935年4月，已经出任中国银行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再次和外商银行达成君子协定，要求外商银行不得对外运送中国银元，同时要求他们遵守中国相关法规。结果可想而知。
此后，财政部又多次出招，包括取缔外汇投机、开征白银出口税、在伦敦市场购买白银运回国内等，但效果都不显著。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已饱尝了两年银价大幅上涨的苦果，在尝试了所有方法，知道不能再指望帝国主义列强施以援手之后，才最终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将白银收归国有，与美国谈判使其购买中国白银，进而用所得外汇作为发行法币的基础。至此，中国终于摆脱了一百多年以来游离于世界货币体系之外的处境，从此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使用经济手段摆脱危机。这其中时间跨度漫长，利益纠葛纷繁，前后因果错综复杂，已需另开一文来作呈现了。眼下，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去做，来回顾这场货币战争吧。
从来不会有什么救世主！
至此，中国的白银风潮基本结束，民国政府跌跌撞撞，终于勉强走出了这场危机，而被它抛在身后的是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和百废待兴的各行各业。六十年后，与这场白银风潮极其类似的手段，会在同一个操盘手下于东瀛四岛继续上演，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将在昭和、平成的时代之交炸裂，将大和民族引入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泡沫危机中抗疫的日本人民（图片来自于网络）
回到开头，在面对同样的货币战争和同样的操盘手时，为什么新中国与民国、日本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答案有很多，我只想到几点，就通过民国的这场白银风潮来抛砖引玉。
仔细想想，老蒋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想统一货币有问题吗？没问题；他想改变国家无力控制本国货币的现状有问题吗？没问题；甚至于他想借此扫清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反对声音有问题吗？至少从当时来看也没太大问题。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他错就错在，把解决危机的主动权交到了英美手里。
列强是那种你亮出胸膛，就会觉得你忠心耿耿然后收起屠刀的角色吗？从1933年开始，美国几乎已经是明牌出招了：购买白银、驱使中国经济通缩、百业萧条，使美国商品可以迅速倾销填补市场空白；掌握中国货币权，控制其经济，增强美元世界影响力，进而转嫁危机。
即使放到现在，这套过了将近百年的的打法依然不过时。美国就差当面通知国民政府了：“爷们我就是瞅准你家这块蛋糕来的。”刀都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你怎么还能去跟屠夫讲道理呢？
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豺狼虎豹从来不会因为你主动示弱而收起獠牙，对施暴者的善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都不会有好下场。
老蒋会不懂这一点吗？他肯定心知肚明。在1923年8月，他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这次考察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苏联在外蒙古帮助国民党建立一个军事院校，并训练一支军队对抗直系军阀。
划重点，在外蒙古。
提议毫无悬念被苏联拒绝了，当时的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说：“你们应该在自己的本国国土而非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沙文主义之心路人皆知，要知道此时外蒙古已经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宣布独立了，这几年孙中山一直尝试收复外蒙古主权的做法也是被苏联看在眼里，所以这次干脆利落地就拒绝了你的军事计划。当晚，日记狂人忿速，下笔成书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起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考虑到老蒋有日记里频繁忏悔、生活中不断破戒的间歇性自我批判精神，再结合他之后种种背叛革命的行径，很难判断上述这段话是否出自真心，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是知道与列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在这次白银浪潮中，民国政府的诸多政策却完全倒向了外国列强，为什么？利之使然。除此之外呢？还是骨子里缺了自信，缺了那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斗争拼搏信念。对自己的判断和抉择不自信，对1927年之前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不自信，对自1840年开始就深受外族压迫的中华民族不自信。
没了这股子自信，以至于蒋介石后来举起屠刀对准无数仁人志士，以此作为向英美献忠的投名状；以至于他在抗日战争中，就曾多次在日记里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以至于后来甘愿沦为美帝的鹰犬，对内背盟败约，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
而在白银风潮的下半场，深陷泥沼的民国政府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自救，而是多次将希望寄托于列强压根就不存在的善念，它曾求助于操盘手美国、求助于帮凶英国，甚至还试图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来倡导国际白银新秩序，但这些举措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没办法，弱国无外交，在全世界都被危机笼罩的情况下，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来帮助并放弃将中国当成危机排泄口的。
古往今来，当面临危难关头，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生计，最靠得住的永远只有自己，思来想去，还是《国际歌》里的那句词最为贴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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