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人人都想过上轻松愉快的生活，而考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想象中的样子；即使我们都说考公稳定一眼望到头，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考公与否，他们的生活都是一眼望到头的，基于此，何不轻松愉快的工作？
曹德旺日前参加一个活动时说，中国的大学生毕业后热衷于考公务员，磨嘴皮不愿意进入制造业，大学也并没有教会他们动手的能力。
曹德旺的这番“大实话”，再度引起舆论热议。
胡润百富榜的创始人胡润就曾说过一句话，他说观察中国社会的富豪排名变化，基本上可以窥见国内社会现象的一些缩影。
胡润说，以教育行业为例，过去教育行业的首富是俞敏洪，那时正值“出国热”，许多人考托福上雅思，就是为了能够出去。
后来首富位置变成了专做K12的，那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家长对孩子的补习热情越来越高。
到今天，这个位置变成了中公教育，一家专门培训学生考公、考编的，回顾国内这几十年来的教育行业的变化，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今天的市场需求是什么，今天的年轻人热衷的又是什么。
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去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却开始放缓，于是顺理成章的，去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但理性来看，去年的最难，恐怕要被今年的“更难”所超越。
在就业预期不好的情况下，很多毕业生选择考公考编，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去年公务员考试，一共有3.12万个职位，但却吸引了高达200万人报名。
国内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国内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为了打破“铁饭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优秀人才去创业。
“几百人考试考一个岗位，这是一个浪费。”吴晓求说。
吴晓求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应该思考如何改善环境，与构建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完全对接的体系，同时要提倡市场主体的平等性，以鼓励竞争和创造财富。
其实这几年不止是一个专家学者企业家痛批过年轻人热衷考公不是一个好现象，这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的确，这让我联想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的稀缺，因为很多人买不到现货，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排队上，从而拉低了社会效率，大量的人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经济怎么提高的起来？
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大量年轻人把大好的时光和青春“浪费”在了自习室、图书馆，每天学着考公的必要知识，但这些所谓的知识，实用性到底有多强呢？
对每一位准备考公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内心深处都明白，但“没办法”，为了坚持下来，他们不得不说，越努力、越幸运，早日上岸，诸如此类的话语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
某种意义上，这和过去的“书生”没有什么两样。
在现行的考试体系下，学生们的实用主义并不是说知识对我有什么用，而是知识对我进入该体系有什么用。
如果考公需要，那我就学习它；如果上985/211有用，那我就学习它。
曹德旺说的并没有错，国内大学生毕业后热衷于考公，磨嘴皮不愿意进入制造业，大学也没有教会他们动手的能力。
但问题的根源出在年轻人身上吗？
不对。
我们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今天年轻人热衷考公的背后，其实暴露出了一些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如果不及时给出对策和方针，未来不仅仅会影响生育，甚至还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整体的国民素质和未来，而这些，才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打算先讲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个村子，过去以一种比较偏僻落后的模式生产经营着；突然有一天，该村决定启动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落后的生产模式，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上肉、吃饱饭。
于是该村不断派人外出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调整，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该村不断总结学习，经济和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该村的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增长到几千美元，从过去一年吃几次肉，变成了每天都能够吃肉。
这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但也还有不好的一面。
一个村地方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刚改革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没抓住，有人运气好，有人运气差，但对整个村子而言，由于是破天荒地改革，每个人都能够吃到红利，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实现收入的增长。
但几十年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完成度越来越高，红利开始减退，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从事着最基础的工作，工资增幅有限了。
于是这些人就开始反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的人琢磨出来了，有的人没有琢磨出来，但一言蔽之，因为几十年的高增长，让村里出现了两批人，一批是借助改革吃到红利的一群人，他们人数虽然少，但由于运气、资源、个人能力的关系，在这几十年内财富不断集中，越来越有钱。
村里的另外一批人呢？由于他们给村里的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劳动力，虽然生活和收入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但相对来说，和那批人比起来，他们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大了。
而这个时候，村里新出生的年轻人，在听过无数次村里发展的经济奇迹后，本以为他们自己也能够成为第一批少数群体，但长大后他们发现，村里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固化，财富的固化、工作机会的固化，于是年轻人怎么办呢？
年轻人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像父辈一样，成为村里的基础劳动力；要么，年轻人就选择成为村里的村委干部，为整个村做贡献。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成为父辈？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年轻人听到的叙事是村里几十年来的增长奇迹，年轻人渴望超越父辈，就像古希腊的“弑父情节”一样。
但如果超越不了父辈呢？那年轻人当然也希望能够去从事更有保障的工作，更轻松的工作，尤其是在两者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而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如此热衷于考公呢？
因为村里目前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市场有限，增长市场经过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早已经变成了存量市场，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内卷。
村里各行各业都在卷，唯一不卷的是什么呢？就是考公。
不是因为年轻人考编能有多舒服，日子多爽，而是对比下来，现在上班太内卷了，干一份活拿一份工资已经很难了，你必须干超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够加班内卷，获得在公司上班的资格，不然就会被淘汰。
过去在经济增长最好的情况下，年轻人看的到未来，甚至可以触摸到未来；那个时期互联网上经常流传着某某大厂出来的员工卖掉股票实现财务自由的例子，摩拜单车的胡玮炜套现十几亿离场却只有三十多岁的传奇故事，激励着每一个年轻人。
但现在呢？
你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几乎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叙事。
年轻人的梦碎了，哪怕一个年轻人实现财务自由，虽然和我无关，但对年轻人来说，这就是未来的一种标的物，一种范式的人生模板；这种模板可以很好地激励今天的年轻人上进。
但自从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之后，几百人财务自由梦破碎之后，互联网的传奇，唯一支撑普通人努力的叙事，也随之破灭。
随后我们看到，这几年考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不是年轻人渴望考公，而是今天的私营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私营经济一出问题，稀缺的工作就越来越少，年轻人就会发现自己毕业后找不到心目中的好公司，当找不到好公司又不愿意读书二十载进厂的时候，年轻人就会倾向于考公、考编。
曹德旺的这番大实话一下批评了两个群体，一边批评大学生不愿意进厂；一边又说体制内的人只会磨嘴皮子，曹德旺的确拥有传统知识分子般的忧国忧民。
在我看来，曹德旺批评的不是这两个群体，而是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后今天社会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过去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也为了加入WTO，我们推出了《劳动法》来保障员工的各方面权益，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许多企业无视劳动法我们可以理解，毕竟效率最大化。
但在今天，经济增长有限的时候，对劳动法的底线和原则依然处理地不够严谨，许多企业明目张胆违反，但在编制内，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当我们在说公私经济的时候，这一块的平衡和一视同仁，有时候还需要更多的身体力行。
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财富的固化，上升通道的狭窄，以及企业对员工权益的重视程度不够，真正的问题其实还在于增长，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全民参与的赛道，一个红利行业，这是非常危险的。
十四亿人口每天都嗷嗷待哺，每天都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收入，这就注定了我们对于经济事务的发展必须是头等大事。
一旦经济陷入停滞，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被近乎无情地暴露出来；过去高增长的宏观经济下，我们可能不那么注意这个问题，但只要经济一停滞，增长一放缓，许多问题都会被暴露出来。
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就会缩减生产规模，就业就不好，就业不好，年轻人就会感到内卷，就会想要进入更安全舒适的体制内。
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考公热和没人愿意进厂，这看起来和年轻人息息相关，但其实背后暴露出的是公和私的问题，要想解决内卷、躺平，其实就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私营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只有私营经济好了，年轻人才会好。
哪怕是有那么多年轻人热衷于考公，但每年的名额其实就那么多，对大部分人而言，未来的路都是私营经济，而私营经济的好坏，其实也就反应出了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当年轻人在说内卷的时候，上升到企业层面，可能就是“你死我活”；当年轻人在说收入低，好的工作越来越少的时候，上升到企业层面，那就是公司倒闭、缩减人力开支，甚至是裁员。
这个道理是那么的朴素，今天互联网上年轻人上香也好，内卷也罢，考公也行，一切的一切，都无时无刻不在表明，今天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公私的边界，在过去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但当私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身为私营经济的其中一个主体，年轻人的感受，某种意义上就和私营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年轻人躺平不愿意进厂不想内卷，对企业而言，可能也是这个感受，但企业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呢？
年轻人停下来，最多就是没有收入；但对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主来说，他们一旦停下来，可能就是破产负债，可能就是一个公司里几十人的饭碗。
他们身上的责任更重，担子更大，焦虑感也就更多。
借用经济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过去我们四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今天，我们的饼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这已经很大很大了，但眼下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分饼？还能继续分吗？
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内卷和考编，本质上也是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民营经济的“饼”似乎快要到头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依然有那么多，大部分人最终都要进入民营经济，成为民营经济的一环。
能不能通过分饼的方式，继续将饼做大，以及公私之间的问题所牵扯出来的行业、市场分配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和年轻人热衷于什么毫不相干，但背后的逻辑，在我看来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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