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任溶溶于9月22日去世，享年100岁。任溶溶译介有《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等外国经典童话，自己也创作了《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杂技演员》等流传几代的作品，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05年4月2日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都在举办纪念活动，深圳举办了“安徒生文化周”。4月3日，任溶溶来到深圳书城，为热爱安徒生的读者朋友做了讲座，并签售由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这套全集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全球庆典”指定版本，得到丹麦首相安纳斯·弗拉·拉斯穆森的亲自授权并获丹麦女王专用资金资助。
南都记者当时跟踪采访了任老在深圳的活动，做了整版的深度报道。那时任老82岁，尽管著作等身，老先生给人的印象十分谦逊、和蔼，而且干劲十足。他说：“干活等于在休息，已活得百无禁忌，只是感觉时间紧迫。”
说起当时的一些事情，任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来深圳推广《安徒生童话全集》，他觉得这是一件开心且有意义的事。“安徒生童话就是小时候看故事，老了领会深意，可以常读常新，这也就是大师和普通作者的区别”他说。一个8岁左右的小朋友，捧着一本大大厚厚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排队来到他面前要求签名，任老微笑着在小朋友的书上写了一句话：“这是一本可以从小读到老的书”。
当日，在深圳书城，任老给上百位买书的读者签名，每签一个他都很认真，签完之后，他都会抬头冲眼前的读者微笑，然后再把书交还给要求签名的读者。
上午在罗湖书城，下午在南山书城，晚上我在他下埸的酒店见到他时，他仍然很精神，说话铿锵，没有疲态。
另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是，由他翻译的《查理和巧克利工厂》拍成了电影，还有最近翻译的《夏洛的网》、《鸟儿总动员》都在拍动画片。任老告诉记者，他翻译的美国作家怀特的童话三部曲（另一部是《精灵鼠小弟》）都很受小朋友的欢迎，他觉得怀特的三部童话将超越作者其它的作品而留传下来。
“我的一生很幸运。今年又将是我的一个丰收年，我觉得越活越有滋味”任老说。2003年他获得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两项大奖，但他对这些荣誉看得很淡。当我要他将获过的一些奖项列举出来作做个编年史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要讲这些形式，我最开心的是沉浸在文字之中，我干活等于在休息。”
除了晚上会看一会儿电视，任老一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翻译、搜集相关资料上了，他的翻译、创作劲头从文革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至今每天还要翻译3000-4000字（当然出差在外就没办法了），精到、讲究、修改后也有2000多字。因为我性子急，不做完停不下来，晚上通常要到2点钟才睡觉。”
摔到了就抓把沙子，60多岁还学新语言
“就跟翻译能够熟能生巧一样，学语言也是一样，你学会一门外语，你再去学其它外语，就会容易得多。”任溶溶说。
任老通晓英、俄、意、日四种文字，但他说自己讲得最好的是广州话。“要有人找我学广州话，我可以教他，我可以保证教得最好。我用拼音教，既标准又快。”
任老曾编撰过一本《广州话词汇》，有一段时间，他还痴迷用广州话念唐诗，他觉得特别有味。他说，我的广州话是可以到电台去播音的。
采访中，任老还给记者模仿其它方言，也很是逼真。“任老你的语言天赋很高”。任溶溶听到记者这样话，忙解释：学语言天赋是要的，但主要还是靠用心，用心去记，去悟和融入这个语言环境。
他的几门外语都是自学的。意大利语是文革时学会的，那时阅读受到限制，他就找了一本意大利语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来读。他说：“摔倒了就从地上抓把沙子”，这样人不仅在逆境中，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有收获。
他60多岁开始学日语，他说人老了学外语也有优点，也就是理解力强了，虽然记忆力不如青年，但有了学其它外语的经验，也就很容易学会。他觉得年轻人都可以去学日语，不学可惜了，因为日语里有很多汉字，学起来容易，应该学会去了解这个民族。
从讲故事到写儿童诗，稳住孩子心里有绝招
在众多熟人眼里，任溶溶是个老顽童。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和作者孙建江就曾写过一篇《乐呵呵的任溶溶像个老顽童》。孙建江写道：“任溶溶首先是一位风趣幽默童心永驻的老头儿。与他接触，你不会感到距离，不会感到拘束。然而，越是这样，你越是打心底里敬重和佩服这个人。”
任溶溶喜欢跟小孩子聊天，他说他怕跟大人讲话。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往当地的少年宫跑。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说，我稳住孩子的心里很有一套，就是制造悬念，把小孩子们吸引住，我在讲故事的时候他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不会觉得沉闷，不会做小动作。任老在说这些话时，脸上有一种孩子一样的满足感与自得其乐。有一次，他即兴给孩子们编了《“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么个故事，回头一想，觉得很好玩，就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将它写出来了。他还到电台去讲故事，电台编辑在旁边听得入神，节目完之后编辑也建议他将故事写下来。这样他的“故事”也越写越多。在找不到译本的年代，他也埋头自己创作，把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记下来。“我最喜欢的还是写儿童诗，我的儿童诗我有自信与一流作家比。但对儿童文学翻译更是乐此不疲”他说。文革后，他的创作迎来了第二次高潮，那时他写了《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等作品。但他对“自己创作不热心”，写完之后也就塞在了抽屉里，要不是不断有编辑来督促约稿，他也不会拿出来。
翻译是带作者用中文讲故事
做了一辈子文学翻译工作，翻译了200多部著作，任老会如何给翻译下个定义？自己翻译得最满意的作品又是哪一部？他表示，我觉得翻译就是带各种语言的作者用中文讲故事。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再创作。我翻得最精彩的是《木偶奇遇记》，我在翻译的过程中随着情节嘻嘻哈哈，完全沉浸在其中。另外就是文字忠实，表现原作忠实。
任老说，他特别喜欢翻译带喜剧色彩或者幽默的作品，“因为这与我的性格相关。我不反对周星驰，但对戏说的东西不感兴趣。”
谈及当年颁发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三项翻译奖均告空缺，以及第五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等三个语种的一等奖空缺）、第十六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首届CASIO杯翻译竞赛等比赛都出现一等奖空缺等现象，他说，“做艺术很累，我很同情现在的年轻人。对年轻人要宽容，翻译都有一个熟练的过程，需要不断进步，你拿鲁迅先生当年现译的作品来读，也有很多疙疙瘩瘩的地方。很多人说现在的文学翻译人才稀缺，这也许是实事，因为翻译比原创要辛苦，报酬又低。但我眼中的青年都很好，比如我们译文出版社刚毕业的一个叫孟丽的小姑娘，翻译得很好，我很佩服她。她们有条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从事这项工作。”
采访时，记者留意到他的眼镜镜片很厚，问他是多少度的？他乐呵呵地说，“我这个眼镜取下来，也完全可以，我没有近视，我是老光眼，因为小时候戴了妈妈的眼镜，所以只能戴深的不能戴浅的，但其实取下来，对我视力没有影响，我是懒，省得找地方放，又怕丢掉，所以索性让它戴在鼻子上。我现在耳朵好，胃口也好，但不敢去体检，我现在是一天2杯茶、3杯咖啡、大半包烟，但不吃药。我曾经为戒烟，想了很多办法，买牛肉干吃，但卖两包很快就嚼完了，又想抽烟；买腰果吃，一天也要吃两包，觉得太贵了，所以又还是抽烟。我现在是能有快乐就快乐，百无禁忌。”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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