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每年都会拉起横幅，放鞭炮，排队欢迎他和昆虫朋友的到来。一些大型购虫者将在农村半街包装酒店，购买新家具；还有反复无常的土豪劣绅，无法忍受早上的鸡叫，买村里所有的公鸡吃。
蟋蟀，又称蟋蟀，是一种至少存活了1.4亿年的昆虫。
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实习生王双兴 邓宇晨
编辑｜陈薇 校对|郭利琴
►全文共8180字，阅读全文约16分钟
一种只有100天生命力的昆虫已经被玩了近千年。
当虫季来临时，玩家们付出了体力和脑力，倾注了财富，希望能得到控制战斗的方法。在田野里，古老的蟋蟀文化遇到了不断投入的财富，复活、繁荣、幻灭。
北京的退休教师、身家过亿的老板、年轻大学教授、国有企业金陵、幼儿园园长、穿校服的小学生、名校博士生……
他们将为你打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蟋蟀是成年人回忆童趣的玩物，是生命的解药，是西班牙斗牛的文化象征，是帮助人民脱贫致富的宝藏，也是打败富人的赌博机器。
蟋蟀，一种存活了至少1.4亿年的古昆虫，用它的一生创造了人间的幸福，见证了现实的奇幻。
托孤
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短信。
把我的罐子拿走。他躺在病床上，血液中的栓塞压迫了他的运动和语言神经，说话时会咬舌头。
老崔的蟋蟀罐有三张桌子，大大小小。大罐子摆不开，他找人定制了一个手掌大的小罐子。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小心翼翼地等着。每年秋天，100多只蟋蟀都会成为家里的特殊成员。喂食、清理罐子、过芬(交配雌蟋蟀)……每天三四个小时，他忙得舒服。
十多年前，老崔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退休。70岁时，他身高1.8米，坚韧而高大。他和妻子住在一栋50平方米的房子里。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的妻子画了一个1平方米的角落，让他为蟋蟀服务。
正在休息的蟋蟀。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应该在五六月份煮的罐子，冬天用红茶提前煮好。70多个罐子消除了愤怒和杀菌，等待新蟋蟀来年入住。
选择昆虫、饲养和战斗，蟋蟀的玩法与昆虫拳击非常相似。玩家需要通过头部形状、牙齿形状、胡须、腿、翅膀、身体比例、颜色和动态来识别和判断蟋蟀是否有潜力成为泰森。然后依靠40-45天的休息，将蟋蟀倒入斗盆中，用鼠须或芡草撩拨牙齿，命令它赢得战斗。
据昆虫人士估计，在昆虫季节，北京至少有1万名球员每天从不离开蟋蟀罐。技巧遍布暗门、玄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秘籍。
蟋蟀在老一辈人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三千年前，诗经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在我床下。
100多个蟋蟀罐子里的生命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如果你更感性一点，这位前数学老师愿意给你描绘一幅美丽的画面——星星满天，蟋蟀在绿的蟋蟀低鸣。除了天地，只有你和吱吱作响的昆虫。
20年前，50岁的崔在学校听领导，在家听妻子；20年后，北京30岁的年轻人过着谨慎而沮丧的生活。当他站在一个陌生的田野里时，昆虫捕捉的额外自由让他着迷——玩了24年，一年没有打破。
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
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罐子在，有想法，到了虫季他还能起来。他36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经常穿一件NASA蓝飞行员夹克：玩蟋蟀的人，打架就是一口气。
果然，过年，虫季一到，老崔抬腿又下山东了。
即便如此，老崔也不是最痴迷的玩家。
当一位88岁的男子被医生宣布活不到80天时，他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带着尿袋、手背上的吊针和电动轮椅来到山东。他告诉卖昆虫的农民，蟋蟀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下蟋蟀，但在这个季节，他特别想听蟋蟀的叫声。
黑风口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落下时，蟋蟀成功地褪去了最后一个壳。他们的翅膀变得又厚又亮。雄蟋蟀振动翅膀，从玉米地、草窝和砖缝中跳出来。玩家们被磁铁吸引，像铁屑一样奔向山东。
据蟋蟀学者介绍，山东有一个自北向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括宁阳、乐陵、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把去山东抓虫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撬子手在田间等待抓虫。
其中，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为有名，两地蟋蟀彪悍善战，为朝廷进贡蟋蟀。
根据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南京涌入宁阳县。这个数字接近宁阳县82万人口的八分之一 。
老崔还睡在山东一夜。老玩家喜欢亲自下地抓虫。他们享受着在黑暗的天地间捕捉战将的使命感。
疾病恢复了老崔一半的抓虫时间。以前身体很好，晚上10点下地，熬了一夜才撤。现在只能晚上六七点开始钻玉米地，半夜十二点回酒店睡觉。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
那一年，为了看到第一手蟋蟀，远道而来的虫客半夜坐着小马扎拦截路口抓虫的农民。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叫黑风口。
徐敬庆是村里85后。从他记事起，村里就有上海人带着大哥来收虫。改革开放后，斗蟋蟀逐渐摆脱了四老的枷锁，开始成为一些富人的新娱乐。他的家人参与了黑风口的发展——填深沟，建两排门面房，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竖起了一块石碑: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
圈子里有名字的玩家会带着数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裹着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每人都有一张小方桌和一张小长凳，等待昆虫被送到他们面前。剩下的摊位也是一寸土地和一寸黄金，10元一条街。
坐一天坐十块钱招待茶。许敬晴的一个亲戚在虫季放了几百张桌子，一天能赚一千多。最热闹的时候，整个黑风口周围估计有一千张桌子——至少是村里人口的两倍。许敬晴顿了顿，补充道:保守地说。
早上10点前，黑风口瘫痪，所有车辆都需要绕道——人群涌动，财富粘稠。
黑风口蟋蟀的交易市场在每个虫季都很热闹。
昆虫顾客挤满了兰州拉面店，烟酒供酒精供应短缺，通常一个月不能卖几桶矿泉水也缺货。村民们开车，把自己的水拉到摊位上。蟋蟀罐底部的土壤也需要特别挖掘，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卖零钱的叫喊声会告诉你，在冬季，即使没有什么可卖的，零钱也是一种商品——100元可以换95元。
负责粗取精的二手小贩出现在市场上，走在村里，为财神收集将军。热心的中间人，如果促成大额交易，也会得到几百到几千的介绍费。
对一只好虫的热望，驱使虫客早上5点出摊。许敬晴说：争取的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住的蟋蟀。
撬手是蟋蟀捕手的职业头衔。虫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会像春节回家一样请假回家抓蟋蟀。
8月8日是开始抓虫的日子，听起来充满了好色。
他们走遍了村子附近的田野，组成了摩托车队和汽车队，前往十几公里甚至几百里外的玉米地。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网，腰间的竹筒。
一大早，在地上等着抓蟋蟀的撬子手睡在蚊帐里。
男人们在黄昏时分开始。在半夜，一只垄经过田野抓昆虫。在半夜，依靠听——在田野里吃喝的雄蟋蟀会振动翅膀，召唤配偶。经验丰富的撬手可以通过叫声听到蟋蟀的厘米代码和优缺点。
他们在田野里铺上泡沫板，搭起蚊帐。凌晨2点以后，玉米田里响起了嘟嘟的声音。这是好蟋蟀的叫声，沉闷而沉重；普通蟋蟀吱吱叫，尖锐而明亮。
那是从土地上冒出来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只重约7厘米的蟋蟀在黑风口以5万元的高价出售。7厘米左右，0.65克，相当于阿莫西林胶囊。按同期298元/克的黄金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金也只有194元。
当村里的男人回来时，把蟋蟀变成财富的接力棒落在家庭主妇身上。
在虫季，一个幸福家庭的标准配置是一个优秀的撬手和一个健谈的儿媳。他们需要在丈夫躺下休息的早拿着一个15元的编织篮子，在早市上卖结果。
蟋蟀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罐里，用橡皮筋包裹。昆虫顾客根据他们的经验和愿景给出价格。有些人把厚厚的眼镜放在蟋蟀罐旁边，看了很长时间：先看头，然后看腿，然后看头发不后悔，最后看牙齿。有些人一掀开盖子就报价了。
在这张桌子上以100元的价格出售的昆虫可能会在下一张桌子上以1000元的价格购买。从三五元到一两千元，几乎没有剩下的昆虫。徐敬庆说，即使你抓不到昂贵的万金虫，一个家庭也可以在象征寒冷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平均赚2万或3万元。
口才和耐心，会为每一条虫子找到主人。
黑风口市场上交易的虫客。
万金虫
2016年秋天，许敬晴的一位叔叔卖出了一条1.3万的蛐蛐。对方出价1万，成交后感叹蛐蛐确实好，一高兴又给了三千。
买到好虫的玩家放起鞭炮；卖出虫子的叔叔买来烟花，又买了烟分给一起下地抓虫的战友。
北京人最初下山东的时候，还是可以用手电筒里抠出的电池，换来两条蛐蛐的年代。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条蛐蛐儿，旁观的农妇吐吐舌头，觉得不可思议。
到了2003年左右，开大众捷达出现的个体小老板不再是市场的大户，开悍马、保时捷、奔驰，身家上亿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
“一只蛐蛐三头牛”的致富经终结了老崔们免费下地抓虫的经历。去年，他和几个上海虫友进地抓蛐蛐，需要花500块钱包下一块玉米地。
大户到了撬子手家，会像走亲串友一样给孩子发红包，“一般都是上千块”，为的是打好“群众基础”。
想要获得好虫，要么需要付出令人咋舌的高价；要么需要超乎常人的眼力，凭借低价捡漏。
始自宋朝的古书上，列出了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乌头金赤、蟹壳青、紫黄、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白牙青……”具备“帝王相”的蛐蛐鲜见，且不易辨认。
许敬晴记得，2015年前后，两条独腿蛐蛐在城市对抗赛中战绩卓越。虫客和虫贩子开始不断找上门，“有没有天独？”古谱上的描述和现实的战绩，让玩家觉得天生独腿的蛐蛐“打起来会往死里打”。
一只蛐蛐即将被捉。
再早几年，“乌钢牙”曾千金难求。但有虫客收虫时，一早上看了十只。“乌钢牙”后来被证实是少数人将虫牙做手脚后混入市场的假货。再到后来，只要说一句：“‘乌钢牙’要伐？”顾客就会立即被吓得逃走。
2016年秋天，42岁的北京玩家柳森花500块从黑风口买回一条“黄扳钳”——外壳黄色，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
当年，他花了几万块收虫，最贵的一条叫价2万，8000拿下。这条初看起来“中不溜儿”的黄扳钳，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赢得6厘1重量级的“虫王”。
“收虫儿就跟搞对象一样，别人看范冰冰、Angelababy好看，你就瞅不上，就图俩字儿，喜欢！”3月18日的上午，柳森穿一件蓝绿色布克兄弟Polo衫，坐在摆满各式蛐蛐罐的方桌前。他在北京一家企业担任中层管理者。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加起来几百万”的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十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还有的买虫大户，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购置新的家具；也有任性的土豪，无法忍受早晨鸡叫，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
虫客会拉起横幅买蛐蛐。
柳森是朝阳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从小用酸奶瓶养虫。记忆中，天津名家郭景升制作的蛐蛐罐摆在木板车上，2块钱一对。如今，相同的罐子就摆在他的刺猬紫檀茶几上，价格已经涨了上千倍。
“我会花几万块钱吃顿饭，但不会花几万块买一条蛐蛐。”在玩蛐蛐上，柳森笃信的是量力而行：“关键是快乐地玩。有人花几百万玩，有人花1000块玩，都挺快乐。”
十几年前，柳森公司破产、负债近千万时，他穿布鞋出门，“怕人笑话”。东山再起后，相比财富带来的虚荣，柳森更在乎金钱是否能买来当下的快乐。一到虫季，换下西装，穿上短裤背心，蹬上老北京布鞋就下山东了。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
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一位资深玩家王宪春曾劝过一个每年投入巨资买蛐蛐的朋友，没必要花大价钱买虫。
“在北京我一个月消费200万，在这（山东）呆一个月，才花三十来万，哪个值？”朋友的回答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玩家挥金如土，更多时候源于财富剧烈增长后的一种释放。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每年下山东，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被卖虫人簇拥着，“有种当皇帝的感觉”。
拥有市值过千万股票的虫客，会时不时微信截图给许敬晴：“我这股票又涨了。”
“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王宪春曾接触过部分大户玩家。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投入巨资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
为了抓到好虫，农民组织起摩托车队。
技术型选手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收入过万。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拜师学艺前，他端着蛐蛐罐跟邻居斗，总是“串儿黑”（全输）。入门后，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就像天安门阅兵一样”，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他坚信精心饲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蛐蛐的潜能。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三个月，他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火。“不怕你们笑话，”于佳说，“那几个月，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
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六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
后来，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子。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
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每天，他都要打开并清理每一只蛐蛐罐，用开水煮过每一只水槽，以保证清洁和健康。喂食的南瓜也被他用料理机打成细腻的南瓜昔。
单是喂食一项，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
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于佳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
最后一轮打得焦灼。于佳亲自掌草，透明亚克力斗盆里的蛐蛐离他只有一尺距离。在北京初春的一家咖啡馆里，36岁的于佳想起去年那个决定性的瞬间，眼里仍泛起泪光。
与其它玩家热衷于分析蛐蛐的形态特征不同，于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强调，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盘。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他买了一个1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功夫也不自觉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喂着喂着睡着了，手里的蛐蛐罐摔了，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三个食槽，“太困了，喂了三次。”
求走于佳虫子的朋友，跟他聊起蛐蛐儿在场上怎么斗，“赢了就在后海请一顿涮羊肉”。锅里的热气驱散了北京秋天的凉意，蛐蛐儿成了聊不完的主角儿。
门徒
在北京，蛐蛐王国的“领土”并不大。
占地40多亩的朝阳区十里河天骄文化城，能买到蛐蛐的门面不过6家，流动摊位二三十个。像老崔一样的普通市民和名气响亮的城市显贵，会从同一个卖家手里买走蛐蛐。
3月10日，北京初春的午后。在回旋着蝈蝈叫声的店面里，66岁的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身后挂着“蟋蟀能人”四个大字。他身材高挑，穿一件立领皮上衣，手上戴着一枚红珊瑚戒指。
店面只一间房大，却是北京最全的蟋蟀用品商店。在摆满蛐蛐罐的货架顶上，陈列着一排泛黄的奖状和落有灰尘的奖杯。玩家再能侃，看看那些北京蟋蟀联赛的前三名成绩，便不再造次。
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赵伯光组织的北京市友谊赛即将迎来第30届。在城市级的联赛之前，北京长期是私下约局的玩法。赵伯光和位于西直门、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它7个玩家，成立了八支队伍，打起循环赛。
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每年修改。
起初，参赛者每人5块钱，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后来，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
赵伯光把斗蟋视为国粹，“就像法国人的歌剧、西班牙的斗牛一样”。他曾在电视上出镜85次，其中一次是应荷兰电视台之邀。对方此前拍摄了泰国斗鸡和西班牙斗牛。
这天，在接完一个关于为斗蟋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话后，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玩蛐蛐对修身养性和提升社会文化积淀的作用。
斗输了的那只蟋蟀不会鸣叫，“知耻也”。宋朝书法家黄庭坚总结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耻、识时务。赵伯光试图找到人和虫在情感品格上的共鸣，并鼓励人像蟋蟀一样去战斗。
撬子手在检查逮到的蛐蛐。
收徒还是近十来年的事。当来自东北、广西、陕西的仰慕者找到赵伯光时，他们大多比眼前的师父富有，拜师的理由类似竞技体育选手：“要玩得好，有脸面。”
斗蟋蟀勾起了一部分城市新贵的童趣记忆。他们从这项800多年历史的娱乐活动里找到“回归的感觉”，希望通过赢得胜利获得快乐和优越感。
他们在师父的带领下抓虫、买虫。按照指引，记下每只蛐蛐的饮食、交配和各项指标。徒弟们每月聚一次会，找师傅解疑答惑。遇上“谁也不服谁”的人，便约着斗一场。
先后有23个徒弟拜在他门下。最大的57岁，最小的正在考博。他们中有身家过亿的老板、北京城的年轻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还有名校博士生。
赵伯光收徒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大学生。这既保证了徒弟的领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进赌徒——赵伯光认为，三四十岁以上的大学生，不会对蛐蛐抱有非分的想法。
“自古就是大宅门有钱人玩的玩意儿，改革开放富裕起来后，传统的玩意儿又被想起来了，有需求，就有购买力。”在被财富裹挟的潮流中，如何保全斗蟋蟀的味道，成了赵伯光最在意的事。
赵伯光的蛐蛐用品店。
到了9月底，静养驱走了蛐蛐身上的湿寒，初斗的季节来临了。老崔拎上蛐蛐罐，挤进北京的地铁，从东城区奔着30公里外的通州老友家去了。
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的蛐蛐们被虫友们倒进斗盆。生平第一次在北京的桌面上聚首。它们的主人希望通过打斗，为爱将们彩排，目的是排出强弱顺序，行话叫“排口”。
排出的优质蛐蛐才有机会首发出场，参与一年中的各种比赛。这是最传统、最基础的玩法。
作为蛐蛐届的领军人物，赵伯光最乐意跟圈儿外人聊蛐蛐的面子文化。“选、养、斗，那么辛苦，到头来，都是一个面子问题。”
“您今天肯定没拿好蛐蛐儿斗，差半口儿我就输给您了，让我捡便宜了！”
“哟，您谦虚了，您这虫儿体格、牙口儿样样顶针儿，实至名归！”
事实上，暗地里，输者咬碎牙往肚里子咽，立志“第二年下山东选好虫再斗。”
眼下，斗蟋的内涵在遭逢了时代的变迁后，发生了剧变。让赵伯光愤怒和无奈的是，很多时候，蛐蛐已经沦为赌具，对斗蟋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
撬子手的摩托车队向田地里进发。
新领土
于佳敬重每一条为他征战过的虫子。蛐蛐临终时，会拿火柴盒装起来，埋在小区花园里。常胜的蛐蛐还被他做成标本缅怀。
虫客们讲究生命轮回带来的虫运。一个有点迷信色彩的说法是，蛐蛐临终要厚葬，来年还能遇见好虫。
但在山东，“虫运”正渐渐枯竭。
在距宁阳县30多公里的曲阜，农民家里的《宁阳蟋蟀谱》都快被翻烂了。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径越来越大，好虫却越来越难抓。
原来麦秸垛、墙角里，一翻就有。工业区、开发区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扫荡式捕虫，如今车队要开四十多分钟去开辟新领地。
在泗店、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场，为了对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的“白虫”，卖家们拉起触目惊心的横幅——“抓到卖白虫的罚款2万”。村民为揽客说了狠话，“对毛主席发誓，绝对是野生虫”。
上海、北京、天津的玩家还在尝试去山东、河南、河北孵化新的市场。他们找到与宁阳处于同一纬度的处女地，投入金钱和设备、培训农民如何识别优质蟋蟀。
3月11日，在十里河，散落在北京各地的玩家，赶来和即将搬迁的文化市场告别。
“我那可是条漂亮的青衣白麻，小寿星头，黑面骨头大白牙，青翅包身。”一位68岁的老玩家挤在鸣虫区的过道里，讲起2016年的得意大将，两眼放光。“嘿，那虫儿叫起来更厉害，跟打雷一样，哐啷啷…… ”
今年2月，文化市场腾退搬迁的通知下来后，赵伯光召集徒弟们开会讨论新店铺的选址问题。有徒弟建议转做网店，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虫友堂的招牌不能倒，得给北京爱玩蛐蛐的人一个歇脚的地儿。”
许敬晴一度搭建了一个网络交易平台。
当他在网上出售蛐蛐时，一个品相一般的蛐蛐，被虫客出价1000块。他怕邮寄过去虫客有落差，不断打预防针：“这种连500块都不值，真不值1000块。”
虫客不理，转眼他手机上已经收到了转账提醒。
网络似乎拓展了新的领土。但行业缺乏优劣标准，以及笼罩在交易下的涉赌色彩，令他心情复杂。
他关停了网络销售的入口，总是忍不住回味起小时候去抓蛐蛐的经历：“那时就是单纯玩，真开心啊！”
夜里，叔叔怕他走丢，一边趟地，一边喊着他的名字。蛐蛐被吓得不再出声。他走在湿热、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汗水越过脖子里的毛巾顺着脊背淌向裤腰。躲避不及，老玉米叶子唰唰划在脸上，辣辣地疼。
突然，一阵悠长的叫声响起，矿灯一亮，网罩盖住了油亮亮的一只蟋蟀。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许敬晴供图，感谢许敬晴对本文的帮助）
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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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有玩蛐蛐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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