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版权意识萌生较晚，目前的音乐版权形势并不好看，回顾过去几年的音乐版权，最重要的是不要回头路。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拿着手抄歌单去小商品批发市场刻录VCD音乐碟，一张VCD定价10元，可录17首歌，那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对于没有互联网的家庭来说，这是当时自由选择听流行歌曲的唯一途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记录过程：像饺子一样，老板熟练地唱了《求佛》、《秋天不回来》、《丁香花》、《两只蝴蝶》等歌曲MV光盘陆续导入，不超过十分钟，纯色封面VCD盘便交给我。
事实证明，刻录盘的质量很难直视:刘嘉亮的《你爱谁》，原版MV男女主演参与录制，刻录版MV整个过程中没有演员，更像是行车记录仪截取的夜景；唐磊的《丁香花》MV选秀现场画面，全程为固定镜头，画面阴暗，看不清歌手的脸。当歌曲还处于高潮时，画面中的歌手已经离开麦克风感谢观众，让人头疼。
在数字音乐的野蛮时代，这个OEM点密集在整个城市。他们的电脑就像加油站的油枪，可以使用用户的光盘或MP3.快速填满。可以肯定的是，原创歌手无法从这种广泛而零碎的传播中获得版权收入。
歌手高进曾抱怨《北京商报》：人们和媒体都把音乐视为娱乐而不是商品，这是音乐市场低迷的根本原因。
如今，刻录盘业务几乎消失了，但背后的音乐版权问题仍然存在。
与十年前相反，版权所有者已经从受害者转变为主攻手，并被命名为侵权人Papi两位网红首当其冲，酱和冯提莫。其中，前者在短视频广告中使用歌曲是因为他的股东公司《Walking On the Sidewalk》索赔25.7万元；后者在直播中应网友邀请播放了一首《恋人心》，并被直播平台保存在公共视频库中，导致该平台被版权所有者索赔4万多元。
由于视觉中国的教训，加上这两场火灾，版权所有者分别射击了现场直播和短视频的两只出头鸟，人们不得不关注听觉中国重返江湖的潜在可能性。这是盗版者吃作品红利十多年后，版权平衡开始倾向于版权所有者的迹象。
一、讨盗版号
直到今天，互联网盗版音乐占据了近100%的市场，我们已经失去了依靠音乐版权收入再生音乐的最后位置。行业低迷，人才流失，梦想破灭，没有尊严。——《致音乐界同事的书》
版权的诞生最初是权衡利益后妥协的结果。
18世纪以前，为了控制言论，英国垄断了出版和印刷市场（以下简称工会）。毫无疑问，这个托拉斯工会带走了大部分利润。这引起了作者的兴奋，他们手里拿着口号去政府抗议。在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宣布打败出版业的垄断巨头，开放私人出版商进入图书市场。
被扳倒的工会发现，这些拥挤的私人资本用自己的出版物复制仿制品，他们必须与他们争夺市场，否则他们将面临淘汰的风险。然而，由于长期垄断，自满的工会运营成本仍然很高，这使得他们在价格战中失败。
然而，工会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于它不能在成本上击败民间出版的力量，我可以要求议会立法，禁止你模仿我出版的作品。这一观点也受到作家的欢迎：由于出版业的内战未能给作家带来收入增长，作家迫切需要制度改革来确保自己的收入。双方达成共识，共同向议会施加压力。
到1710年，英国议会再次妥协，并以时任女王的名义发布了《安妮法案》，以保护作家的版权。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这种版权保护的概念也传播到了整个英语世界。
纵观中国，我国版权保护行业起步较晚。
在计划经济时代，文本、电影、电视和歌曲被定位为宣传材料，而不是商品。宣传材料的使命是尽可能为公众所知，没有隐藏的真理，也没有办法保护版权。
改革开放初期，切蛋糕基本让步做大蛋糕，音乐市场呈现出正版盗版齐飞的特殊场景。
到了新的一千年，进入世界的时代迫在眉睫，中国的版权保护也在跌跌撞撞。与金融市场的探索一样：资本追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政策监管的发展，音乐市场的盗版浪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对音乐人极不友好的时代。
公众对高质量音乐作品的需求很强，以手机彩铃业务为代表的头部作品的增值收入往往达到数千万。然而，由于缺乏政策，广泛的增值业务被数百万小公司占据，原作者基本上错过了利润。
另一方面，国内没有日韩综艺节目、商演等艺人实现土壤，这使得专辑销量成为决定唱片公司和歌手生存的关键。
与韩国相比，国内唱片公司是不称职的天使投资者：为了确保市场没有变量，唱片公司愿意支持明星的一般作品，但缺乏培养新人的耐心。绝大多数初出茅庐的歌手往往在第一年获得高投资，一旦专辑销售不佳，他们往往在第二年面临超过50%的投资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免费音乐软件的迅速崛起，用户可以适应免费音乐的日子mp去录制歌曲摊位的加油派对几乎消失在蔑视链的压迫下。2006年，百度收购了成千上万的静态倾听，开启了行业集中的先例，主要平台开始了以竞争首发权为代表的市场竞争。
头部音乐平台百度指数类似于英国出版业的过去。为了竞争，音乐平台为用户提供完全免费的音乐服务，但不向原作者支付版权费。
音乐平台和唱片公司的成功是基于音乐家受到极端压制的。如果用丁磊的表达，那就是做音乐不赚钱的时代。除音乐外，文字出版、影视等文化产品都存在版权收入大幅流失的问题。
在少数头部音乐家的风景下，大量音乐家的收入较低，几乎难以维持，行业也面临着没有继承者的风险。2011年消费者权益日将永久载入版权保护史册:由慕容雪村、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韩寒、郭敬明联合签署的《三一五中国作家百度书》在全网发布。仅仅一天，音乐界就发布了抗议百度公开信。到当月23日，中国音响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发布了由高晓松、张亚东、小柯等人起草的《致音乐界同仁书》。
韩寒博客对此事件有一句名言：在你为石油的道路上，请放过我们的食油。
文字与音乐界浩浩荡荡的讨伐，是行业生态分解重构大趋势下的产物。
以此为标志，音乐市场的平衡从用户的绝对优势回调。这一趋势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独立音乐家、唱片公司及其签约音乐家。
而且每天都很美，音悦台，QQ以音乐为代表的在线音乐平台模式受到影响，免费提供音乐的旧模式被否定，使这些平台的定位更接近中介——努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换取一定数额的中介费回报。问题是，中介定位无疑挑战了用户旧的支付习惯，使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矛盾上升到表面。这也隐藏了独家版权时代用户与平台完全对立的隐患。
二、独家版权和历史倒车
归根结底，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服务业，一个吸引用户的行业。版权垄断和强大的资本可以解决短期问题，但不能解决长期问题。
如果你阅读社交媒体，你会发现用户通常会对2013年开放的音乐平台独家授权发表评论：醒来，QQ五月天，虾没有孙燕姿。Excel表格形式的听歌指南用来发泄内心的无奈。
自独家版权出现以来，用户的使用习惯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没有明确使用目的的前提下，听歌手的心态只不过是两种：缓解负面情绪或扩展积极情绪。分布在各种平台上的歌手版权使用户在享受音乐之前必须反复查各种歌曲的平台。用一位知乎网友的话说：有了这种能量，我最好加班。
2013年，打赢“3Q战争腾讯扔掉了垄断地位的帽子，立即开始与主要唱片公司签署独家音乐授权协议。这种针对网络云音乐的市场竞争行为引起了连锁反应，领先平台的版权竞争迅速兴起，百度音乐、音乐台等颈部产品迅速被抛弃，网络音乐市场进入了寡头时代。
2017年，头部平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独家版权竞争与用户的音乐消费习惯密切相关。
2016年6月，格莱美莱美音乐奖得主Taylor Swift与苹果音乐发生版权纠纷，影响内市场：一段时间，一切Taylor Swift歌曲必须付费才能点播。各大平台趁热打铁，大力推进会员付费制。在此期间，大量独家版权作品被头部平台收录，以吸引用户付费。掌握版权的平台就像手持尚方剑，斩用户，斩同行。
在特权的诱惑下，版权费被提高到了极高的价格：2017年，全球音乐的版权费只有3000多美元；在各种平台的反复竞争中，腾讯最终以3.5亿美元的现金支付了现金+以1亿美元的股权价格获得三年全球音乐独家版权。
在版权时代，头部音乐平台圈地跑马是资本求生欲在政策监管水平之前的又一表现。
2015年，监管机构发布了最严格的版权令，从政策上支持音乐独家授权。2017年版权竞争最激烈的时候，面试BAT网易音乐产品负责人要求各方铸剑犁，避免行业走向烧钱垄断格局。另一方面，腾讯与网易云的诉讼纠纷已经停止。
总的来说，独家版权的合理性在行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独家版权带来的马太效应结束了音乐平台的百花齐放时代，将头部平台引入了无休止的烧钱战。它不仅违背了文化作品传播的本义，而且很容易重复美国托拉斯时代的错误，将整个行业带入自我封闭的垄断深渊。
在国内音乐蛮荒时代，VCD与磁带提供商一起使用的常用方法是将名作和庸作绑定到销售中。如果你想一口气跟上所有著名的作品，你必须购买多个光盘，这也是自选录制光盘流行的原因之一。
如今，用户很少通过互联网时代实现听歌的自由，他们不得不被各种平台队。恍惚中，垄断资本的身影再次闪现。
在用户眼中，各平台争夺独家版权更像是历史倒车。
三、版权和屠宰猪
法院对两位网络名人违反音乐版权没有给予太高的处罚：Papi她的春雨听雷公司被判赔偿70元00元，冯提莫所在的斗鱼直播被判赔3200元。
papitube侵权案庭审现场在外界看来，几千元的赔偿之于败诉方不值一提，关键是案件性质：在摆平各大网络音乐平台后，版权方把维权之手伸向久违的第三方领域。而短视频与网络直播又分别是使用无版权音乐的两大重灾区，违规使用音乐的证据多如牛毛。严格来说，一切网络作品中使用未授权音乐的行为都是一告一个准，区别仅在于版权方宰猪的意愿强烈与否。
如今两大头部明星均栽在版权上，似乎印证了这种担忧：一旦版权方有意收割，短视频与直播平台会瞬间沦为刀下的肥猪肉。
正因如此，这两起案件，被普遍解读为音乐版权大潮的后续，是一场诉讼倒逼第三方版权意识觉醒的故事。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阻拦的：在法庭上，两个内心错愕的被告方几乎无法拿出有力的反击，其中春雨听雷公司不得不在原告拥有著作权一事是否成立的问题上稍作挣扎，结果当然是被法庭打脸。
判决结果值得深思：一旦行业共识形成，直播与短视频领域以平台为单位向版权方缴纳版权费用，事件将复杂起来；主播们大多吃才艺饭，尚可以退而求其次放些冷门歌曲；而一旦短视频平台的音乐版权受限，那么平台赖以为生的“洗脑神曲”风格便存在一夜消失的可能。
为谋生存，头部短视频平台极易踏上QQ音乐与网易云的旧路，路上是数以亿计的独家版权费用与无穷尽的版权官司。
版权之火若在短视频再烧四年，不仅头部平台要留下一身疤，也势必拉上一批小平台陪葬。
但音乐版权的推进之路并非无解。第三方平台使用音乐作品的行为，对作品本身有宣传推广的作用。版权方若对这种推广强征高费用，其结果将是旗下作品热度的衰落。高昂的音乐版权费主要来自平台对市场恶性竞争，如果监管侧能在竞争过程中加以引导，使平台能够以较低版权费获得曲库，对各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结果。
四、症结所在
如果站在行业角度看，版权大潮的普及是大势所趋，背后是文化产业商品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当下一切针对版权改革的努力，都是在向全世界最伟大音乐市场的蓝图迈进。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保住新人的创作热情。
在盗版音乐唱主角的时代，华语乐坛陷入十年寒冬，正是前车之鉴。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数字音乐产业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音乐市场规模在全球排名升至第12位，数字音乐和流媒体音乐排名全球第9和第7。中国数字音乐占比高达96%，数字音乐收益占比全球第一。
国际唱片协会将中国定义为下一个伟大的全球机遇，可能与世界音乐市场老大——美国比肩。中国音乐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版权保护的推进密不可分。
美国之所以能铸就流行音乐殿堂，一个重要原因是背后完善的法律保障：《1976年版权法》对任何作者的独创性作品均提供保护，哪怕原作者已离世七十年，法律依然承认其对作品拥有版权。在独创授权问题上，以苹果音乐、Tidal为代表的多家美国网络音乐平台均采取独家版权模式。为弥补独家版权的高额代理费，独家代理商往往在过完“独食瘾”后，向其它平台出售授权，形成“先到者吃肉，后到者喝汤”的行业规律，以此作为对用户使用习惯的弥补。
事实上，这也是我国“盗版时代”，各网络平台争夺头部作品首发权的另一种呈现形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监管层平衡音乐市场生态的巨大决心下，独家版权争夺将从狂热回归理性，用户享受作品的基本权利必将得到保障。
而在互联网创新为王的时代要求下，网络平台也将开发从线上到线下的优质产品，去补足以会员付费为主的单一盈利模式，同时让优秀音乐人找到展示才华的舞台。
而当前中国音乐版权保护的最大症结，恰恰在于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
2012年，北京美力星空公司从芬兰版权方手中购得《甩葱歌》在中国境内的独家正式版权。谁料消息一出，竟引发绝大多数网友的疯狂嘲讽。有评论宣称，美力音乐此举是在“死皮赖脸往自己脸上贴金”。一时间，美力购买正版版权变成了“全民笑话”。
甩葱歌听闻满堂倒彩，美力负责人在采访中表现十分失落：“绝大多数的人习惯了‘忽略版权’的这种模式，所以现在公司提出版权的重要性，购买版权才会被网友不理解。如果大众一直长期持有这种态度，唱片业的未来将会更加堪忧。”
这无疑是国人版权意识薄弱的一个缩影，背后是国人长期以来在社会矛盾中倾向弱者的价值观。往大了说，这也是中西方分别侧重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这是两种差异微妙的文化传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以视觉中国为代表的“版权流氓”欺压小媒体时，能够毫不犹豫地团结一致予以谴责。
而面对手握版权的唱片公司时，我们的意见便分裂了。那是在历经唱片公司与网络平台的种种套路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我们自然地把用户视作弱势群体，从心底萌生的同情与庇护的感情。
只是不要忘了，在唱片公司貌似丰厚的羽翼之下，是无数个渺小而具体的音乐人，他们大多怀揣音乐梦想，冒着行业高淘汰率的风险，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编写作品，他们一样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
我们享受他们产出的音乐，就像在饭店享受厨师烹饪的佳肴。尽管这种佳肴有可供集体共享的特质，但出于对这些音乐人劳动的尊重，这不是你我吃霸王餐的理由。
作者：蚂蚁，出品：科技新知
本文由 @科技新知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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